针对&ldo;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rdo;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ldo;赀百万者&rdo;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

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

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

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

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

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ldo;劝农使&rdo;，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

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

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ldo;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rdo;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ldo;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rdo;，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

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

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ldo;五经&rdo;同异问题。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